貝勒醫學院解剖教學中心主任張曉明全職加入西湖大學
張曉明 
貝勒醫學院解剖學教室
來西湖前，張曉明給俞曉春發了一個電子郵件。
俞曉春是西湖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曾在密歇根大學醫學院和美國希望之城貝克曼研究所工作多年，2020年全職加入西湖，致力于DNA損傷修復機制和癌癥發生發展的研究。
兩人在美國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一次活動上相識，也是因為這次邂逅，張曉明知曉了西湖大學正在籌建醫學院。
2023年11月，西湖大學宣布啟動建設醫學院，以培養頂尖醫師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s）為目標，著名免疫學家董晨擔任院長。董晨博士畢業于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曾任美國得克薩斯大學MD Anderson 癌癥中心免疫學系終身講席教授、炎癥與腫瘤中心主任。
同一天，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正式掛牌成為西湖大學直屬附屬醫院。
一切水到渠成，通過俞曉春的引薦，張曉明與董晨相見，欣然應邀加盟西湖。
張曉明在教學獎頒獎儀式上（左一）
解剖學在文藝復興時期就成熟了，但解剖學的教育，并無止境。
張曉明在美國擔任過多個醫學課程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他經歷過課程改革，從不同老師各講各的，到不同的老師每次圍繞著一個系統來講，一次課可能是多個老師接力完成的。
這樣，學生對生命組織和現象的認知，會更加地立體。比如講到消化系統時，解剖老師講解剖并做消化系統的解剖，生理老師講生理，生化老師講消化系統有關的生化代謝疾病，臨床診斷學教消化系統的臨床診斷方法，等等。
如今，盡管多媒體教學方法很發達，我們可以借助三維影像，了解身體構造的每一個細節。但張曉明說，這依然全部無法代替人體解剖實驗課上讓學生親自動手做解剖這一經典過程。解剖的過程，很像你打著手電，在一片黑暗中探索一幢宏大建筑的內部構造。
面對真實的人體，一位醫學生即將通過手中的柳葉刀，開始一場漫游。按照張曉明描述，此時的你雙目凝視，聞到福爾馬林的刺鼻的味道，聽到切開組織的細微之聲，你可以用雙手感受和觸摸，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驗。
對第一次做解剖的學生，張曉明每次都會特別叮囑：“做好準備面對你們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如果發現你的同學暈倒，及時扶住他，帶他/她到外面呼吸一些新鮮空氣，然后回來繼續，每一個人都會很快適應的。”
但其實，“能夠解剖人類遺體并了解自我本身的構造，是一種稀有的特權。”張曉明說。當一位醫學生進入生命建筑內部，他獲得了這份特權。這是捐獻者的奉獻和犧牲換來的。此時此刻，捐獻者的軀體，是億萬年演化的化身。建筑不會說話，但建筑本身就是語言。
而在生命的建筑里探索了三十多年后。他依然說：
“我們對世界了解很多，對自己了解很少。”
18世紀意大利的“解剖維納斯”。蠟質模型彌補了平面繪圖的不足，同時又可以減少實際的尸體解剖，受到了各地醫學院的歡迎。
2022年，張曉明和同事做了一項研究，結果讓他十分意外。
他們追蹤了323名美國醫學生，發現學生們在完成解剖課程后，對捐獻遺體的意愿下降了，統計上占了35%。
幾乎是一種本能，人類害怕和厭惡尸體，對自己或親人的遺體將被解剖存有疑慮和恐懼。要不是這項研究，張曉明還不知道，即便是經過專業訓練的醫學生，也無法完全消除心中的芥蒂。
但是，醫學學習的起點，無法繞開生命留給世界的這身皮囊。
“大體老師”是醫學生的第一個“病人”。“大體老師”被劃下的千千萬萬刀，都是為了在醫療中不劃錯任何一刀。不僅僅是醫學生的教學，一些外科醫生的新的手術方法，新的醫療器械的發明和使用，也需要先在“大體老師”身上驗證。大體老師，還有另一個稱謂——
無語良師 silent professors。
“解剖學的背后，不僅是一種專業教育，也是一種生命教育。”張曉明說。解剖課程的設計，也不應該僅僅是教授知識，更是一種無法取代的體驗和經歷——由豐富體驗而形成的決斷和行動，常常是被我們所忽視的。
在貝勒醫學院，學生會定期組織對遺體捐贈者的紀念會。大家正裝出席，并邀請上捐贈者的家屬。在學校禮堂，有的朗誦詩歌，有的表演音樂，有的發表感想。張曉明給我分享了一段學生曾經的發言：
我們的捐贈者也曾年輕。他們是否深深愛過一個人？他們是否也被愛過？他們是否也享受過日常片刻的歡愉，像是和朋友一起吃飯，或者漫步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絢爛的生命，會有其時。生命自有軌跡，生命力之火終將離開軀體。也就是在此時，我們和捐贈者相遇了。
……
他們會離開軀體，但他們依然保有渴望。
他們會化作灰燼，但這是充滿意義的灰燼。
他們會變成塵埃，但這是愛之塵。
家屬們上臺所回憶的，都是捐贈者們日常生活中的細碎之事。例如，一位女兒回憶起父親帶她去打獵的某個下午。例如，子女回憶身為醫生的父親，在得知自己患癌后，是如何叮囑自己捐獻遺體的。但就是這些生活中的細節，為學生們描繪出了他們的“大體老師”曾經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完成解剖后，遺體將被火化，骨灰歸還家屬。再一次，他們回家了。
達芬奇手稿
當每一個醫學生第一次拿起柳葉刀，古羅馬解剖學先驅蓋倫科學革命時期寫下《人體結構》而被流放的維薩里、藏身墓地偷偷解剖三十具人體的達芬奇，將會與他同在。他們依然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
生命是什么？
據說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前前后后可能畫了十幾年。這期間，人體解剖幫助達芬奇在畫技上更進一層，但依然無法解開他心中最大的困惑。他在筆記上寫道：“奇怪，我沒有找到靈魂。我該解剖的全部解剖了。”
也許，達芬奇把他的疑問，留給了蒙娜麗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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