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 | 誰是科學家“忠誠的盟友”
一
在當代法國思想家中，布魯諾·拉圖爾無疑是標志性人物之一。國內最近出版了他的3本書，《潘多拉的希望：科學論中的實在》是其中最新的一本，主旨如副標題所示，“科學論中的實在”。不過，本書并非新作，原版于1999年出版，成書的基礎是作者于1993年至1998年之間寫的7篇文章，屬于奠定拉圖爾學術地位的重要作品。
彼時，“科學大戰”正酣，全球矚目，本書回應世紀大爭論，甫一出版就備受關注。由于以人類學和科學史事例為敘述主干，該書內容并不晦澀，譯文也清楚流暢，可讀性很強。
自20世紀70年代，反科學思潮在西方社會崛起，經過20年的醞釀和發展終成浩大聲勢，占據各大著名高校的主要講壇。拉圖爾所在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科學論隊伍，屬于反科學陣營的主力軍。
面對反科學的各種聲音，20世紀90年代一些支持科學的思想家、科學家激烈批評反科學主義者，引發以會議、文章、著作和媒體節目為主要形式的廣泛論戰，前后持續十來年，此即后世所稱的“科學大戰”。
反科學一方認為，科學不再是對真理的無私而神圣的追尋，而是與政治共謀的權力、依靠金錢運轉的游戲、聽命于贊助人的工具和殘酷統治自然的幫兇。而在支持科學的一方看來，反科學主義者根本不懂科學，完全是連科學常識都不具備的門外漢，不學無術又非常幼稚，甚至惡意用意識形態和封建迷信抹黑、詆毀、破壞科學和理性。
在“科學大戰”中，拉圖爾被劃歸反科學一方。可他自認為是“科學家們忠誠的盟友”，所以在本書開篇就問：“我們怎么就被劃分到科學家的對立面了呢？”
二
經過一番思考，拉圖爾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科學大戰”的原因是高校中勞動分工形成兩大思想陣營，一方強調認知的客觀性和精確性，另一方推崇人性、道德、情感和權利。第二，他屬于第三方，因為兩大陣營均堅持“科學1”的立場，而他所持的是“科學2”的新立場，同時反對“科學反方”和“科學正方”。
科學1即“大寫的科學”，將科學視為作為主體的人類認識作為客體的外在世界的認識活動；而科學2反對主客二分，將科學視為研究活動。
按照科學2的新觀念，世界并非與主體相對的、待認識的、外在的客體。科學在世界中，世界亦在科學中，諸般異質性的自然、社會和認知等因素共同組成復雜科學認知網絡。科學研究活動面對的是雜合的世界，其中不僅是人類在行動，非人類主體同樣在行動。
但是，科學1否認非人類的主體性，將之視作純粹的客體，科學2必須改變非人類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非人類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因此，科學2強調對物之行動的研究，拉圖爾亦稱之為科學論的“物的轉向”。
在拉圖爾看來，秉承現代性理念的科學1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因此“我們從未現代過”。
拉圖爾表示，“我們怎么知道現代人意識到他們從來沒有現代過？因為他們不僅遠沒有把事實與虛構分開，也沒有把這種分離的理論與調解的實踐分開，而是無休止且癡迷地修補、修復和克服這些破碎的碎片。他們用手邊的一切來表明，主體和客體應該被調和、被修補、被超越、被廢止”。
也就是說，拉圖爾認為，以科學為標志的現代實踐之核心，在于轉譯實踐和純化實踐，前者目標是混合自然與文化，后者目標是區分人類與非人類，但現代實踐從未真正達成現代性目標，反而不斷導致雜合體的增殖。
有人認為，拉圖爾攻擊的不是科學，而是傳統的“大寫的科學觀”，此種詮解不無道理。的確，他并沒有說科學是“壞蛋”，而主要從認識論而非價值論上質疑科學。但是，他認定既有科學以主客二分為基礎的路子全錯了，注定要失敗，對科學的敵意無法否認。
三
拉圖爾的極力辯解，讓人不由得想起1923年中國的“科玄論戰”。在“科玄論戰”中，玄學派認為科學解決不了人生意義問題，傳統文化比科學更有價值；而科學派認為科學才能真正造福國人，反對寄希望于傳統文化。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第三方則堅信只有改宗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而無論是科學還是傳統文化，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和陳獨秀透過爭論看到“中國向何處去”一樣，拉圖爾試圖將“支持科學與否”的爭論引向更深入的“科學向何處去”的科學論問題，得出從科學1轉向科學2的結論。
有意思的是，“科玄論戰”與同一年英國的劍橋論戰遙相呼應。劍橋論戰的主角是遺傳學家霍爾丹與哲學家羅素，1923年均在劍橋大學任教。他們的論題為“科學與人類命運的關系”，爭論焦點是科學是否會給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霍爾丹發表題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的演講，以希臘神話中的巧匠代達羅斯為隱喻，宣稱科學將對傳統道德提出挑戰并造福人類，在科學探索的路上無須顧忌任何禁地。不久之后，羅素發表《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予以回應，借代達羅斯之子伊卡洛斯飛天墜落的故事，警告人類對科學的濫用將導致毀滅性災難。
面對科學大興，劍橋論戰思考的人類命運，在“科玄論戰”中被中國命運問題所取代。“科學大戰”的影響當時也波及到國內，在2000年前后引發國內學界和媒體一系列相關爭論，主題類似“傳統文化是否阻礙中國科學的發展”等，頗具中國特色。
總之，在技術時代，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科學和人文的沖突、碰撞與爭論從未停息，思想家們如拉圖爾無法視而不見。而這些科學與人文的爭戰值得認真研究、反思和應對。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科學報》 (2024-01-26 第3版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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